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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托纳多雷说，“他在槟城华人坟场，找到了陈阿水的墓碑，死亡日期1938年12月。也就是说，被赶出宿舍三个月后，他就死了。墓碑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，没有生平。”

    他看向窗外飞掠而过的街景：“电影里这场戏，我要拍。不是拍成悲情场面，是拍成‘日常暴力’，警察像清理垃圾一样清理人，报告像记录天气一样记录骨折。因为这才是殖民的真相：系统性的冷漠，比偶尔的残忍更可怕。”

    糖水铺的十九分钟

    下午三点零八分，陈记糖水铺。

    陈伯今天特意歇业，门口挂了“东主有事”的牌子。

    店里只有一张圆桌，桌上摆着那个老式录音机。

    托纳多雷坐下后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请关掉风扇。”

    陈伯愣了愣，把吊扇关了。

    十一月的香港午后，依然闷热，店里很快升起一股黏稠的热气。

    “现在，”

    托纳多雷按下播放键，“请安静地听。”

    磁带转动。

    周阿福的声音响起，讲的是台山话，陈文统在旁轻声翻译成英语。

    前十分钟，托纳多雷闭着眼睛听。

    听到“九尾猫鞭子”那段时，他的右手手指，开始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。

    敲的是一种不规则的、焦虑的节奏。

    听到“我阿爸临死前说‘要读书’”时，敲击停了。

    录音结束。

    糖水铺里，静得能听见杏仁茶在炉子上，冒泡的细微声响。

    托纳多雷睁开眼睛，眼眶是红的，但他没有流泪。

    他看向陈伯：“陈伯，您父亲也是南洋回来的？”

    陈伯点点头，从柜台下拿出一个相框。

    黑白照片里，一个瘦削的老人，站在糖水铺门口，背挺得笔直。

    “我阿爸1923年从槟城回来，带回来的除了这个铺子的配方，还有一身病。”

    陈伯说，“肺病，是橡胶园的粉尘害的。他活到五十八岁，最后半年喘不上气，夜里坐着睡觉。但他从不后悔回国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他说，在那边是等死，回来是找死。等死憋屈，找死痛快。”

    陈伯咧嘴笑笑，露出缺了颗门牙的牙床，“他说得对。他回来开了这间铺子，养活了我们一家六口。我妹妹读了师范，我弟弟进了船厂。虽然他自己死得早，但他让孩子们活得像人了。”

    托纳多雷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。

    然后他站起来，对赵鑫说：“合约我现在就可以签。但有三个条件。”

    “请说。”

    “第一，电影里必须有陈伯和他父亲的故事，哪怕只有两分钟。第二，所有幸存者的证言，必须用他们原本的语言播放，配字幕，不能配音。第三，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“电影上映后，所有盈利的百分之五，要成立一个基金，资助南洋华人历史的学术研究。”

    安东尼奥急了：“朱塞佩，这不合规矩，”

    “规矩是我定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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